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作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涌现于中国文坛的作家之一，莫言认为自己这一代人的创作与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进步的步调是一致的，“我们的作品用文学的方式真实反映了社会生活的面貌，真实描述了在巨大的历史变革下中国人的精神，也塑造了许许多多可以立得住的文学的典型的人物形象。”

谈及改革开放对文学的影响，莫言说，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看到的东西多了。“我们读到了过去读不到的小说和诗歌；看了过去没看过的戏剧和电影；听到了过去听不到的音乐。使我们认识到，对过去，我们的认识是那么少。”

眼界变宽阔了，可以学习的对象也多了，莫言说，这是提高的基础。“写作的提高是建立在大量的阅读的基础之上。”

开放和改革不是单向的。莫言回忆道，在改革开放初期，主要以西方文化输入中国为主，慢慢地中国文化作品“走出去”越来越多，尤其是最近二十年来，中国文化对外影响和输出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广泛。

“在文学方面，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们阅读大量的西方作品；到九十年代以后，中国作家创作的大量的当代作品，被成批翻译成英、法、德、意、西等文字。”莫言认为，我们在学习西方的时候，西方作家也在向我们学习。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综合国力提升，中国越来越被西方社会重视，并带动了西方社会对中国文化艺术的重视。莫言的作品相继被译成20多种外文、100多种版本，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发行，这也正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伴随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一齐发展的中国文学的重视。

很多人说莫言受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影响很深，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识中国作家，中国文学也影响着其他国家的作家。

莫言认为，文学的教育功能不像数学、科学那么直接，它是一种潜移默化地影响，他鼓励年轻人读更多经典作品，除了中国经典，也可以涉及其他国家的经典著作。

他提到《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从这里面可以看到一颗又一颗火热的爱国之心”，莫言说俄罗斯人对俄国的热爱，法国人对法兰西的热爱，照样会让我们感动，好的文学作品描写了人类情感的普遍性。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相信当代中国文学艺术必将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为人类文明的进步、精神财富的积累做出应有的贡献。

诺贝尔文学奖的光环，分外耀眼。自从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读者与媒体始终在漫长的等待中翘首企盼其新作。

在2018年第5期《人民文学》中，莫言将在该期杂志中发表戏曲文学剧本《高粱酒》以及《〈高粱酒〉改编后记》。此次的新剧本《高粱酒》与莫言《红高粱家族》中的故事密切相关，大体以此为基础进行改编。该剧本是在《红高粱家族》之上的一次新的创作，“并非旧瓶装新酒”。除文学样式不同外，该剧本的人物上也有大变化，性格更鲜明立体。

1986年，莫言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小说《红高粱》。之后，莫言陆续写了《高粱酒》、《高粱殡》、《狗道》、《奇死》四个中篇，“与《红高粱》合在一起，起了个总题目《红高粱家族》，作为一部长篇出版了”。

1987年，张艺谋拍了电影《红高粱》，其中使用了包括《高粱酒》在内的两部中篇的素材。这部电影让莫言的作品获得更广泛的关注。

莫言的小说离不开他的生命体验，离不开他独特的生活经历。他说：“生活中总是要有音乐的，喜欢唱，也喜欢听别人唱，不论高兴痛苦，都需要抒发。如果我的故乡有声音的话，那一定是高密茂腔，我对它情有独钟。我将来一定要写一部小说，致敬家乡的茂腔。”

在瑞典文学院发表的演讲中，他这样陈述：“200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行进着的牛车上，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族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莫言曾经也说过，“《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般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般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可以说，这个小孩就是莫言创作的一个奥秘。莫言一生经历了很多苦难。而苦难对于莫言来说，不是负能量的东西，他把它们转化成艺术上正能量的东西，变成一种美。

莫言：
《高粱酒》改编后记（摘选）

32年前，拙作《红高粱》首发于《人民文学》。当时，《人民文学》主编是王蒙先生，小说组的负责人是朱伟先生。这部中篇的准确写作时间是一九八五年的深秋，是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而作。那时我正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初生牛犊，不知天高地厚，经常口出狂言，现在想起来，很是后悔。当时，学院的条件很差，我是在阶梯教室里，借着闪烁不定的灯光，完成这部作品的。稿子写完后，就给了朱伟。春节期间我在高密，接到了朱伟的来信，他说王蒙主编对这篇小说大加赞赏，准备在三月份头条发表。这封信让我整个春节假期都处在兴奋之中。

小说发表后，得到了很好的评价，我记得第一篇肯定的文章是从维熙先生写的，题目叫作《五老峰下荡轻舟》，“五老峰”具体所指，我记不清楚了，大概是指此类题材创作中的一些老套路。从先生也没有百分百肯定，他很中肯地提出了“奶奶”在高粱地里的大段抒情，显得“矫情”等问题。后来《文艺报》发表了李清泉先生的《该说和不该说的都说》，此文充分肯定了《红高粱》的主要方面，也尖锐地批评了小说中诸如剥人皮等残酷的描写。当时我并不能够完全接受他的批评，但他的批评引起了我的反思。

1987年，张艺谋拍了电影《红高粱》，1988年获得了西柏林国际电影节的金熊奖。当时，这是一件挺大的事，《人民日报》曾发过一整版的文章，题目叫作《红高粱西行》。

后来，郑小龙导演又把这部小说改编成六十集电视连续剧，电视剧不仅使用了全部小说素材，还添加了很多人物和情节。截止到现在，根据此小说改编的剧种有：评剧、晋剧、豫剧、茂腔，还有舞剧，还有一些剧种正在创作中。这些剧我或是到剧场看过，或是看过录像，感到都有自家的特色，都是在原作基础上的再创造，都对原作的境界有所提升。那为什么我还要自己再改一遍呢？

首先，我觉得小说中九儿嫁给麻风病人这个重要的情节，出现在舞台上，让人感到心里不舒服。在这个剧本中，我把麻风病人改成了肺病患者。更重要的是，我把这个在小说中像影子一样的人物，改成了一个有台词、有唱段、有性格的人物。

我体会到，写剧本与写小说有很多共同点，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写人物。在已有的《红高粱》剧本中，余占鳌和九儿是男女主角，在这个剧本里，我增添了凤仙这个人物，减少了九儿的戏份，又大大增加了刘罗汉的戏份，使他成为主角，而让余占鳌成了配角。在戏中，刘罗汉的性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他从一个懦夫，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一个宁死不屈的英雄。

当然，一部戏，最终还是落实到一句句的道白、一段段的唱词上，故事是用这个讲述的，人物也是用这个塑造的。